60岁老伯和45岁女士相亲，女方留下过夜，隔天一早老伯目瞪口呆

沈伯全名叫沈德厚，今年六十六，退休前是市第三中学的语文老师，教了三十八年书，带过多少届学生他自己都数不清了。

他住在老城区一条叫梧桐巷的巷子里，一栋两层的老式小楼，带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种了一棵枇杷树和几盆兰花。枇杷树是他老伴走的那年种的，如今已经蹿到二楼窗户那么高了，每年五月结一树金黄的果子，他一个人吃不完，就拿个竹篮装了挨家挨户地送邻居。

那几盆兰花是他退休之后养的，品种不算名贵，但他伺候得精心，松土、施肥、浇水、修剪，每一盆都长得郁郁葱葱，开花的时候满院子都是清幽的香气。

他个子不高，一米七出头，身板还算硬朗，不胖不瘦，常年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灰色中山装，领口的风纪扣系得一丝不苟。脸上有了老年斑，鬓角也白透了，但那双眼睛还是很亮的，讲了大半辈子课练出来的那种亮法，看人的时候沉稳有力，不飘不躲，像是在给学生讲一道阅读理解题。

退休六年了，他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起床，去巷口的公园打一套太极拳，回来路上顺道买一份早点和当天的报纸，吃完早饭后在院子里浇花、喂鸟、看报，午睡一个小时，下午练一小时毛笔字，晚上看看新闻，十点准时熄灯。日子过得像钟摆一样精准，但也像钟摆一样单调。

老伴走了十二年了。胰腺癌，从发现到走，前后不到半年。那半年沈德厚请了长假在医院守着，背地里哭了不知道多少回，当着老伴的面却一次都没掉过眼泪。老伴走的那天拉着他的手说，德厚，我走了以后你再找一个，别一个人过。他说好，嘴上答应了，心里想的是我这辈子不会再找了。头几年确实有人给他介绍过，学校退休的同事、公园里一起晨练的老大姐、社区组织的老年联谊活动上认识的，前后见了三四个，都没成。

不是他看不上人家，也不是人家看不上他，就是他总觉得自己心里那道坎过不去。每次坐下来跟人聊天，说着说着脑子里就浮现出老伴的样子——她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择菜，阳光透过枇杷树的叶子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斑斑驳驳的，她低着头专注地剥着毛豆，嘴里哼着越剧《红楼梦》里的唱段。那个画面太清晰了，清晰到任何坐在他对面的陌生女人都显得像一张曝光过度的照片，模糊，失真，看不真切。

退休后最怕什么？不是穷，不是病，是安静。房子太大，太安静了。安静到能听见墙上老式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安静到半夜醒来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儿女都在外地——儿子在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女儿嫁到了南京，一年到头也就过年的时候能聚上一回。

平常日子，沈德厚就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对着那几盆兰花说话。邻居老周有时候来串门，拎半斤猪头肉带一瓶黄酒，两个人坐在枇杷树下喝两盅，聊的无非是哪个老同事又走了、哪个学生又回来看老师了。老周走了之后，院子又空了，只有枇杷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

今年春节，儿子回来过年，看到沈德厚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看春晚，忽然说了一句：“爸，您找个老伴吧。”女儿也在一旁帮腔，说爸你一个人在家我们也不放心，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连个递水的人都没有。沈德厚摆了摆手说不用不用，我身体好着呢。但这次他嘴上虽然还在推，心里却有一小块地方开始动摇了。也许是今年冬天太冷了，也许是除夕夜一个人吃年夜饭吃得太安静了，也许是那天在公园打太极的时候看到一对老夫妻手挽手慢慢走过梧桐树下，那个老先生弯下腰帮他老伴系鞋带的动作，让他想起了很多年前自己也曾这样蹲在老伴面前。

春节过后，社区的王阿姨找上了门。王阿姨五十多岁，是社区里有名的“红娘”，专门给老年人牵线搭桥，经她手撮合成的老年夫妻不下二十对。她说话又快又脆，进门还没坐下就开门见山：“沈老师，有个合适的，四十一岁，姓江，离异没孩子，在超市做收银员，人老实本分，长得也周正，您见见？”

沈德厚正在浇花，手里的喷壶顿了一下，水洒在了兰花叶子上，顺着叶片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四十一？太小了吧，”他皱了皱眉，把喷壶换到另一只手里，“跟我儿子差不多大，这不合适。”

“哎呀沈老师，您这思想得解放解放，”王阿姨一屁股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从包里掏出一张照片递过来，“年龄不是问题，关键是人品和性格合不合。这江女士特别不容易，一个人在这边打工好几年了，租的房子就在你们梧桐巷隔壁那条街。人家也说了，就想找个稳重的、有文化的、对她好的人，年龄大点没关系。再说了，您这身体，您这精神头，看着也就五十出头，走出去谁信您是六十多的人？”

沈德厚接过照片看了一眼。照片上的女人穿着一件素色的针织衫，头发简单地扎了个马尾，皮肤白净，五官端正，眼睛不大但很有神，嘴角微微上翘，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不是那种让人惊艳的长相，但看着很舒服，像一杯温度刚好的白开水。沈德厚把照片还给王阿姨，嘴上说“我再考虑考虑”，但当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很久。四十一岁，比自己小了整整二十五岁，这差距确实大了点。她图什么呢？图我老头子有退休金？图我有套老房子？沈德厚翻了个身，又想，也许人家什么都不图，就是找个伴呢。

犹豫了两天，沈德厚最终还是答应了见面。见面地点约在离梧桐巷不远的一家茶楼，王阿姨安排的，说茶楼环境好，安静，适合聊天。沈德厚提前二十分钟就到了，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要了一壶铁观音。茶楼里放着古筝曲，窗外是一条安静的老街，梧桐树的叶子在春风里嫩绿嫩绿的，街上偶尔有自行车叮铃铃地骑过。他端着茶杯，手指在杯沿上无意识地摩挲着，心里说不上是紧张还是期待，但至少不排斥。

江梅比约定时间晚了五分钟。她推开茶楼的门走进来的时候，门口挂的风铃叮铃铃地响了，沈德厚下意识地站起来。她穿着一件藏蓝色的风衣，里面是白色的薄毛衣，头发放下来了，比照片上显得更年轻一些，整个人干干净净的，笑起来很自然。她看到沈德厚站起来，微微愣了一下，然后笑着快步走过来，主动伸出手说：“沈老师您好，我是江梅。”

沈德厚跟她握了握手，她的手不大，手指上有薄薄的茧，是常年干活留下的。两个人坐下来，刚开始都有些拘谨，但江梅比沈德厚想象中更健谈。她说自己是四川达州人，来这座城市打工快十年了，之前一直在服装厂做车工，后来厂子搬走了，她就在超市找了份收银员的工作。前夫是同乡，两个人结婚五年一直没孩子，后来发现是他前夫的问题，前夫接受不了，开始酗酒，喝醉了就砸东西，砸了几年，她实在受不了了就离了。离婚之后她没再找，一个人过了七八年，最近才动了再找一个的念头。

“我这条件其实挺一般的，”江梅端着自己点的那杯茉莉花茶，低头笑了一下，“没学历，没好工作，租房子住，年纪也不小了。我就是想找个踏实过日子的人，年龄大点没关系，有没有钱也没关系，只要人好，两个人能互相照应着就行。”

沈德厚听着她说话，心里那股戒备不知不觉地松了下来。他从她的语气里听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诚恳，不是那种故意讨好或者藏着掖着的感觉，就是一个经历过生活打磨的女人，坐在你对面，不卑不亢地把自己摊开给你看。他想了想，也把自己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退休教师，有退休金，有一套老房子，一儿一女都在外地，老伴走了十二年了。说到老伴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江梅没有像别人那样急着接话或者安慰他，只是安静地听着，点了点头。那个安静让沈德厚觉得很舒服。

那天的见面比预想的要愉快。两个人从茶楼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沈德厚提议去附近的面馆吃碗面，江梅笑着说好。吃面的时候沈德厚注意到江梅把碗里的牛肉一片一片地夹到他碗里，说“沈老师您多吃点”。他说你自己吃，她说我吃不完。沈德厚低头看着自己碗里多出来的那几片牛肉，心里忽然暖了一下。上一次有人往他碗里夹菜，还是老伴活着的时候。

吃完饭两个人沿着老街慢慢往回走，春风吹过来带着路边早点铺子残留的葱油香，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梧桐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路过一家水果店的时候沈德厚停下来买了两斤苹果，江梅站在旁边等着，接过来的时候顺手挑了一个最大最红的递给他：“这个您先拿着吃。”沈德厚接过苹果，心里那道坎又矮了一截。他们约好了下周再见，江梅站在巷口冲他挥了挥手，转身走进了隔壁那条街的夜色里。

沈德厚回到家，把苹果放在桌上，一个人在枇杷树下坐了很久。他抬头看着那棵已经高过楼顶的枇杷树，想起种下它的那年，老伴蹲在旁边扶着树苗，他往坑里填土，老伴说这树什么时候能结果啊，他说快了，过几年就能吃了。现在树高了，果子年年结，吃果子的人只剩下他一个了。也许，是时候了。

一周后他们第二次见面，沈德厚请江梅来家里坐坐。江梅带了一袋子自己做的腌萝卜和一坛泡菜，说是在老家学的，不知道合不合沈老师的口味。沈德厚打开坛子闻了闻，酸辣扑鼻，正宗的四川泡菜，跟老伴做的完全是两种风味，但同样让人食欲大开。他当场夹了一块酸萝卜送进嘴里，嘎嘣脆，酸得他眯起了眼睛，江梅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说您慢点吃别呛着。

那坛泡菜摆在沈德厚厨房的灶台上，像一个小小的信号，宣告着这座沉寂了十二年的老房子里，第一次有了属于另一个女人的气息。那天江梅在厨房做了顿饭，沈德厚在旁边打下手，两个人配合得磕磕绊绊的——沈德厚找酱油找了半天，江梅用不惯他家的老式煤气灶，炒菜的时候火候没掌握好，蒜蓉菜心炒过了火有点发苦。但吃饭的时候沈德厚把菜吃得干干净净，说好吃，特别好吃。江梅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一种被认可后的踏实。

之后的日子里，江梅来过好几次，每次都带点自己做的东西——包子、饺子、腌萝卜、辣椒酱。沈德厚院子里的枇杷熟了，他摘了一篮让江梅带回超市分给同事。江梅帮他整理过书架，按文学、历史、哲学重新分了类，还把他那些散落在各处的毛笔字习作一张一张叠好放进文件夹里。沈德厚在旁边看着，觉得这个女人做事利索、有条理，跟他老伴年轻时很像。他儿子在微信上问他进展怎么样，他回了四个字：相处融洽。女儿打电话来问，他多说了一句：人不错，再看看。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五月中旬那个周六。

那天下午江梅来沈德厚家，带了自己炖的莲藕排骨汤。两个人坐在枇杷树下喝汤，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各自年轻时候的事。沈德厚说起自己刚当老师那会儿在乡下中学教书，一个月工资二十八块，住的是土坯房，下雨天屋顶漏雨，要用脸盆接着才能睡。江梅说自己十六岁就出来打工了，第一份工作在东莞的电子厂，流水线上焊电路板，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手指头被焊锡烫的全是疤。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傍晚。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忽然起了一阵大风，枇杷树的叶子被吹得哗啦啦响，院子里晾的抹布被风卷到了墙角。沈德厚抬头看了看天，云层压得很低，灰黑色的，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抹布。他说要下雨了，我送你回去吧。话音未落，第一滴雨就砸在了枇杷树叶子上，紧接着第二滴、第三滴，不到半分钟，大雨倾盆而下。

这场雨大得惊人。不是那种淅淅沥沥的春雨，而是夏天才有的那种暴雨，雨点砸在屋顶的瓦片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密集响声，密集到听不清近在咫尺的说话声。屋檐的水像小瀑布一样往下淌，院子里的积水很快漫过了青石板，枇杷树的叶子在风雨中东倒西歪。沈德厚拉着江梅躲进屋里，两个人站在堂屋门口看着外面的雨幕，面面相觑。雨越下越大，完全没有要停的意思，远处的天空不时划过一道闪电，闷雷声滚滚而来，震得窗框都在微微发抖。

“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沈德厚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经七点多了，“要不……你先在我这儿坐会儿，等雨小了再说。”

江梅点了点头。沈德厚去厨房热了莲藕排骨汤，又炒了两个菜，两个人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吃完饭雨还在下，而且比刚才更大了，街道上的积水已经漫过了路牙，巷口那棵老梧桐树被风吹得弯了腰。江梅站在窗前往外看，雨水顺着玻璃窗哗哗地往下流，外面的街灯在水幕中变成一团模糊的橘色光晕，什么都看不清。她双手抱着胳膊，风衣已经脱了搭在椅背上，只穿着那件白色薄毛衣，身影在灯光下显得有些单薄。

“沈老师，”她转过身，脸上的表情有些为难，“雨太大了，我回不去了。”

沈德厚愣了一下。他下意识地看了看墙上的钟，快九点了。他又看了看窗外，雨幕密集得几乎看不清对面的房子，梧桐巷的路面已经完全被水淹了，偶尔有车经过溅起的水花比人还高。他想了想，说：“楼上有间空房，是我闺女的房间，她嫁出去之后一直空着，床单被套都是干净的。你要是不嫌弃，今晚就住这儿，等明天雨停了再走。”

江梅犹豫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被打湿的鞋袜，又抬头看了看窗外丝毫没有减弱的雨势，最终还是点了点头。“那就麻烦沈老师了。”

沈德厚把她领到楼上，推开女儿房间的门。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整齐，床铺、书桌、衣柜一应俱全，窗帘是女儿当年挑的碎花布，在灯光下显得很温馨。他从柜子里翻出一套干净的毛巾和洗漱用品，又找了一双新的拖鞋放在床边，然后站在门口没有再往里走。“浴室在走廊尽头，热水器开关往左边拧是热水。你早点休息，有什么事叫我。我房间就在隔壁。”他交代得仔仔细细，语气温和而克制，像在给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安排住宿。

江梅接过毛巾，手指不自觉地捏紧了毛巾的边缘，低着头说了声“谢谢沈老师”。她站在床前，环顾着这间属于另一个女人的房间——书桌上还放着沈德厚女儿年轻时的照片，穿着校服扎着马尾，笑得一脸灿烂。她忽然觉得有些恍惚，自己怎么就站在这里了？一个认识不到两个月的男人的家里，他女儿的房间，窗外是瓢泼大雨，楼下是他一个人在收拾碗筷。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快到她还没来得及细想，就已经身处其中。

沈德厚下了楼，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电视开着但他没看进去，手里握着遥控器，大拇指在音量键上无意识地按来按去。楼上传来轻轻的脚步声，浴室里响起哗哗的水声，然后水声停了，脚步声又响起来，接着是房门轻轻关上的声音。然后楼上安静了。客厅里只剩下电视里晚间新闻的声音和窗外连绵不绝的雨声。

他靠在沙发上，心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不是不安，也不是兴奋，而是一种轻微的恍惚。这栋老房子里，十二年来第一次在夜晚住进了一个女人。她就在楼上，隔着天花板，隔着一层木质楼板，隔着他十二年独居生活铸成的那道无形的墙。他能听到她偶尔走动时老式木地板发出的轻微吱呀声，那声音很轻，但在他的耳朵里却格外清晰。窗外雨声如鼓，整个城市都泡在水里，而这栋小楼忽然不像往常那么空了。他甚至觉得连墙上的老挂钟都走得比平时轻快了一些。

他在沙发上坐了很久，直到晚间新闻结束，又换了几个台，最后关了电视。上楼的时候他特意放轻了脚步，路过女儿房间门口时停了一秒——门缝里透出淡淡的灯光，还亮着。然后他走进了隔壁自己的房间，轻轻带上了门。

沈德厚躺在床上，听着窗外连绵不绝的雨声。这场雨已经下了四五个小时了，气象台说受台风外围影响，今夜到明天上午将持续大到暴雨。他翻了个身，心想明天早上雨应该能停吧。床头的闹钟滴答滴答地走着，和窗外的雨声交织在一起，像某种舒缓的催眠曲。他闭上眼睛，脑海里闪过江梅站在窗前望着雨幕的侧影——那个身影孤单而安静，和这座老房子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契合。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没有再往下想。雨声渐渐模糊了他的意识，他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沈德厚是被鸟叫声吵醒的。

暴雨下了一整夜，终于在凌晨时分停了。阳光从窗帘缝隙里钻进来，亮得晃眼，空气里有雨后特有的清新和湿润，巷子里传来邻居扫积水的声音和偶尔的狗叫声。沈德厚看了看闹钟，六点一刻，比平时晚起了十五分钟。他翻身下床，穿上拖鞋，习惯性地走到窗前拉开窗帘。院子里的枇杷树被雨洗过之后绿得发亮，兰花瓣上挂着晶莹的水珠，空气里飘着一股泥土和植物混合的清香。一切都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像是换了一个新的世界。

他忽然想起昨晚的事——江梅住在隔壁。他赶紧穿好衣服，洗了把脸，轻手轻脚地走到女儿房间门口。门还关着，里面没有声音，大概是还在睡。他不忍心吵醒她，便自己先下了楼，准备做早饭。

沈德厚进了厨房，系上围裙，从冰箱里拿出鸡蛋、挂面和昨天江梅带来的腌萝卜。他打算做两碗阳春面，卧两个荷包蛋，再切一盘腌萝卜当小菜。水烧上了，鸡蛋打好了，面条也摆好了，灶台上的热气氤氲着飘起来，厨房里有了久违的烟火味。他一边等水开一边想着昨晚的事，觉得一切都很正常、很得体——雨太大回不去，住在客房，合情合理，没什么可指摘的。

楼上终于传来了响动。脚步声，然后是卫生间的水声，然后又是脚步声，比昨晚的更轻快了一些，应该是江梅起床了。沈德厚把面条下进锅里，用筷子轻轻搅动，白色的蒸汽蒙住了他的老花镜。

他听到脚步声沿着楼梯下来，木质的旧楼梯被踩得咯吱咯吱响。脚步声停在了楼梯口，停在了厨房门外。沈德厚没回头，笑着说：“早啊，面马上好，你先坐——”。

他的话音戛然而止。

因为他转过身来，看到了站在厨房门口的江梅。

她站在那里，清晨的阳光从堂屋的门窗斜斜地照进来，逆着光，给她的轮廓镶了一道柔和的金边。她换了一身衣服——不再是昨天那件白毛衣和藏蓝色风衣，而是一套他从没见过的旧衣服。衣服的款式很老，但洗得很干净，熨得很平整，穿在她身上不像是借来的，倒像是本来就应该穿在她身上的。她的头发简单地盘了起来，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修长的脖颈，逆光中他看不清她的表情，但能看到她的嘴角微微翘着，带一点不好意思。

沈德厚手里还拿着筷子，整个人呆立在灶台前。锅里的面条咕嘟咕嘟地翻滚着，热气模糊了他的视线，但他顾不上擦，只是直直地盯着江梅身上那套衣服。

那不是一套普通的旧衣服。

沈德厚的眼眶一点一点地红了。他认出了那件衣服，因为那是他老伴的衣服。准确地说，是他老伴生前最喜欢穿的那件碎花衬衫和那条藏青色的长裤。衬衫领口绣着一朵淡黄色的小雏菊，左边袖口有一个他用针线笨拙地缝过的补丁。那是十二年前的旧物，一直叠放在女儿房间的衣柜里，和那些女儿年轻时的旧校服、老伴不再穿的呢子大衣放在一起，像一段被封存的旧时光，静静地躺了十二年。

而此刻，它们被江梅穿在了身上。衣服很合身，像是量身定做的。江梅站在阳光里，微风吹动碎花衬衫的衣角轻轻摆动，晨曦中她的样子让沈德厚恍惚间看到了另一个人。

“沈老师，不好意思，”江梅低头扯了扯衬衫的下摆，脸上泛起一层不好意思的红晕，“我昨天淋了雨，衣服都湿透了没法穿。我翻了衣柜找到这套衣服，想先借着穿一下，洗完晒干了马上还回去。是不是不大合适？我这就去换——”。

“不用换。”

沈德厚的声音有些发颤，他缓缓放下筷子，双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然后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到江梅面前。他在离她一步远的地方停下来，仔细地看着她。不是那种带有审视意味的目光，而是一种很温柔的、带着回忆滤镜的端详。窗外的鸟叫了一声，巷子里有人骑着自行车叮铃铃地经过，厨房里的水还在咕嘟咕嘟地开着，阳光穿过堂屋洒满了一地碎金。

“合适合适，”他的声音有些发颤，但脸上是笑着的，那个笑容里有惊讶，有感动，还有一丝深沉的、他自己都无法言明的释然，“这衣服是我老伴的。她走了十二年了，我舍不得扔。你穿着，和她当年一模一样。”

江梅怔住了。她低下头，手指捏着衬衫的下摆，又抬起头看着沈德厚。她看到面前这个六十六岁的老人眼眶红红的，但他看她的眼神里没有浑浊的伤感和颓丧，而是一种很亮的、像雨后阳光一样清澈的感动。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只是站在原地，任阳光从背后把她整个人包裹起来。

沈德厚也什么都没再说。他转过身，从锅里捞出面条，盛进两个碗里，卧上荷包蛋，把腌萝卜端到桌上。然后他拉出椅子，坐在这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女人坐过的餐桌旁边，和这个穿着他老伴旧衣服的四十一岁女人面对面吃了一碗阳春面。

面条很普通，清汤挂面卧鸡蛋，但江梅吃得很香，连汤都喝得一滴不剩。她抬起头的时候发现沈德厚正在看她，他的碗里还剩大半碗面没动，筷子搁在碗沿上。她愣了一下说“沈老师您怎么不吃”，他回过神来，低头挑了一筷子面送进嘴里，嚼了嚼，然后笑了一下。

“好吃，”他说，“就是有点咸。刚才可能不小心放了两遍盐。”

江梅也笑了，把自己面前那碟腌萝卜往他那边推了推：“那您多吃点这个，这个不咸。”

沈德厚夹了一块腌萝卜放进嘴里，酸酸辣辣的，脆生生的，和他吃了几十年的老伴做的腌萝卜是截然不同的风味。但此刻这两种风味在他嘴里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像一段旧的旋律被填上了新的词，曲调没变，但唱的已经是另一首歌了。他嚼着萝卜，忽然觉得自己心底那堵垒了十二年的墙，终于松动了一角，有光从缝隙里照了进来。

上午雨完全停了，太阳高照，巷子里的积水也退得差不多了。江梅帮忙洗了碗，去楼上换了衣服——那套碎花衬衫已经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尾，衬衫上面放着一张便条，是沈德厚的字迹，写着“这件衣服你穿比我放着合适，送你了，别嫌弃”。她的手指在便条上轻轻地划过，眼眶忽然就红了。她没有推辞，把衣服和便条一起收进了自己的包里。

她下楼来，沈德厚正站在枇杷树下给兰花换盆。他挽着袖子，手上全是泥，看到她下来抬头笑了一下说“要走了？”她点了点头，说超市下午还有班。沈德厚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把她送到巷口。巷口的梧桐树经过一夜暴雨毫发无损，反而更加青翠欲滴。空气里有一股洗过的干净味道，青石板上残留的水洼反射着头顶的阳光，亮晶晶的。阳光从树叶间洒下来，斑斑驳驳地落在两个人的肩膀上。

江梅站在巷口，犹豫了一下，然后转过身来，看着沈德厚的眼睛，认真地说：“沈老师，要是您不嫌弃，我以后常来。”

沈德厚点了点头，笑着说：“好。枇杷再过半个月就熟了，你来了我给你摘。”

江梅笑了，露出那两个浅浅的酒窝。她转身往隔壁街走去，走出去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沈德厚还站在巷口，灰色的中山装，花白的头发，身后是那棵巨大的梧桐树，像一个守了太久太久的人终于等到了他要等的人。

那天下午，沈德厚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枇杷树下，手里端着那坛江梅带来的泡菜。他拿起手机给儿子发了条微信，打了很长一段字，删了又改，改了又删，最后只发了短短的一句：

“爸想好了，就是她了。”

儿子秒回了三个字：“真的假的。”

沈德厚没有回复，而是把手机放在旁边的竹椅上。阳光从枇杷叶子的缝隙里洒下来，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斑。他把泡菜坛子小心地放在旁边的竹椅上，仰头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院子里的老枇杷树正结着这一年的新果子，青绿青绿的，再过半个月就要黄了。